国际油价再现-国际油价中期趋势

1.20世纪80年代的油价大震荡

2.国际原油价格主要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

3.国家石油公司的特点及发展趋势是什么？

4.国际经济形势

20世纪80年代的油价大震荡

从1981年起，国际油价连续5年大幅下降。随后，1986年又发生了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油价战”，引起国际原油价格的暴跌。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石油供应前景不明和油价的大幅上涨，都使西方石油工业的发展趋势和基本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变化。西方主要国家能源消费的增速开始大大降低，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进口的石油减少了。

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世界1980—1982年严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西方世界能源需求由增长迟缓变为负增长，其中石油需求量的下降幅度尤大。接着，整个西方石油工业，从上游的油气资源勘探和开采，到下游的储运、炼制和销售，迅速陷入一场全面的和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之中。在国际市场上，石油由供不应求和被疯狂抢购变为销售困难，油价由暴涨转为跌落，竞争激烈，生产大幅度下降。从1979年到1983年，世界市场日消费量减少590万桶（1桶=0.16立方米），从5160万桶降至4570万桶，向OPEC提出的石油需求量比1979年降低了43%。

面对油价下跌和市场份额缩小，OPEC在1983年第67届特别会议上，将原油的官价下调至每桶29美元，并决定“限产保价”。规定最高日产量1800万桶（1979年最高日产3100万桶），并规定每个成员国的限额。由于OPEC内部分歧较大，考虑到其他成员国减产的难度，而让沙特阿拉伯承担“浮动产油国”的角色。OPEC试图通过“限产保价”来等待世界石油需求重新增加和油价回升，但此举却使其石油产量和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到1985年，其日产量已降至1847万桶，市场份额也从1979年的47.8%降至30.1%。

1985年12月，OPEC第76届部长级会议正式宣布以“减价保产”争夺市场份额来取代过去的“限产保价”政策，国际石油市场由此出现了大混乱，导致1986年的“油价战”和油价暴跌。1985年12月9—12日的三天内，布伦特原油价格每桶下降5美元。到1986年1月20日，布伦特原油价格下降到每桶仅19.5美元，这是自1980年以来该油价首次跌破20美元。2月18日，伦敦现货石油市场交易活动完全停止。3月4日，美国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跌到每桶11.98美元。7月23日，国际石油价格已跌破每桶10美元大关。同日布伦特原油价格下跌到每桶只有8.5美元。而7月30日，在地中海装上油轮的沙特阿拉伯轻质油价格每桶只有6.8美元。油价由1985年11月的31.75美元/桶，降至1986年4月的10美元/桶，降幅达70%。至此，油价基本上跌至谷底。

此后，经过一系列的会议，到1986年10月，OPEC基本就产量问题达成协议，并提出恢复OPEC官价。就在第79届部长级会议结束后的1986年10月29日晚，担任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25年之久的风云人物亚马尼被宣布解职，他的解职也宣告了据称是由他所发起的这场油价大战落下了帷幕。

1986年12月10—20日，OPEC第80届部长会议决定，从1987年1月1日起，OPEC的“参考价格”为每桶18美元；1987年上半年，不包括伊拉克在内的OPEC 12个成员国的石油产量限额为每天1580万桶。会议改变了1985年“限价保产”的政策，又回到“限产保价”的老路上来，只不过其油价是每桶18美元，比一年前低了10美元。到此“价格战”基本结束。

这次油价大震荡给石油生产国和石油消费国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对其后的国际石油形势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此后，各西方主要石油公司纷纷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以适应新的市场形势。新战略的主要内容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1）重新突出强调要坚持“一体化”体系。

尽管各西方主要石油公司在历史上一直是“垂直一体化”的石油公司，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曾一度不再多谈这一问题，而且在80年代初还曾出现过要实行“非一体化”的说法。经过1986年油价暴跌之后，各公司又重新提出要坚持“一体化”，以确保公司的业务平衡和财务稳定。

（2）在油价低落和竞争加剧的形势下，各大公司纷纷强调实施“最优原则”。

BP石油公司在1988年和1989年春就曾反复强调，它的“基本哲学”是“最优选择”，即“把力量集中在我们擅长的事情上，进行投资使它变成更好”，“关闭或卖掉”不合这一“标准的业务”，决不“充当二流角色”。

（3）坚持把取得新的油气资源放在压倒一切的首要地位。

在低油价的条件下，仍大力进行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同时，强调对已有的油气资源的开采补偿率。

1986年和1988年油价大幅度下跌后，各西方主要石油公司的上游业务利润也急剧下降，但各公司依然强调上游业务的重要性。1988年壳牌集团的石油投资达81亿美元，其中用于上游部分的占64%。埃克森公司1987年宣布“同其他石油公司一样，找到新的合理价格的油气供应已经成为一项压倒一切的目标”。

（4）大力加强兼并和收购活动。

为了解决储量紧急和勘探无重大突破并且费用日益困难的问题，兼并和收购也成为各西方主要石油公司取得新的油气资源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其地位已不亚于甚至超过勘探所获资源。

国际原油价格主要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

影响国际原油价格的因素很多，既包括产量、消费需求量、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世界石油储备量这些市场因素，又包括战争、意外事件等非市场性因素。由于非市场因素的随机性太大，本节打算从市场因素出发，建立相应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和分析这些市场因素在国际原油价格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4.3.1.1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及其产量、价格政策

为反击国际大石油公司、维护石油收入，统一和协调石油输出国的石油政策，1960年9月在伊拉克政府的邀请下，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科威特、伊朗和伊拉克与会代表在巴格达聚会，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组织，即石油输出国组织，最初成立时只有上述5个成员国，后来又加入了6个，欧佩克现有11个成员国，它们分别是：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利比亚、尼加拉瓜、卡塔尔、沙特、阿联酋和委内瑞拉。

目前，OPEC已探明储量占世界石油储量的78%，但产量只占世界总产量的40%左右，图4.12为OPEC在1960～2002年期间石油产量占世界石油产量的份额变化。OPEC市场份额的高峰出现在1973年，占世界石油产量的55%。此后由于石油危机引起的高油价导致世界经济萧条，石油消费量锐减，以及替代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开发利用、能源使用效率的不断提高，墨西哥、英国北海油田、北阿拉斯加等许多大油田的相继发现，加上其他非OPEC国家受高油价诱使增加产量等原因的综合影响，OPEC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20世纪80年代中期跌到最低时只有30%左右，但1986年后的低油价刺激了世界石油消费的增长，抑制了对高成本油田的投资和石油勘探投资，加上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使得对OPEC的石油需求量增大，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主要由欧佩克来满足，OPEC的石油市场份额开始缓慢上升。近年来由于非OPEC，特别是俄罗斯等国不断增产，OPEC的市场份额略有下降，但基本上稳定在40%左右。虽然目前只有40%左右的产量份额，但由于OPEC还留有约600万桶/日（或3亿/t年）的机动生产能力，这是其他石油生产国所无能为力的。世界上有50多个非OPEC产油国，他们以不足1/4的已探明储量，生产着占世界60%的年产量。因此，这些非OPEC石油生产大国，如俄罗斯等，基本上都已开足马力在生产。

凭借巨大的剩余生产能力，OPEC可以在国际原油价格超过市场承受能力、对主要石油进口国的经济生产产生不利影响时增加产量，缓解供不应求的局面，以此阻止油价的上涨并进一步降低油价；反之，当油价过低对石油出口国收入和经济生产产生不利影响时减少产量，缓解供过于求的局面，阻止油价的继续下滑，促使油价进一步回升。OPEC根据市场状况，通过剩余生产能力对世界石油市场的供给进行调节，力争将世界石油价格稳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所以从目前阶段看，虽然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限制和制约了OPEC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影响和控制能力，但它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力仍然是不容忽视的，有时甚至能够操纵国际油价的涨落。尽管非欧佩克国家的石油总产量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60%，但各国均按自己的行为方式生产，没有统一的组织和行动，所以单一非O PEC国家的产量通常无法对国际原油价格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图4.12 OPEC石油产量份额

（据h tp://www.eia.doe.gov/emeu/aer/pdf/pages/sec11_10.pdf）

此外，由于OPEC有大量的已探明石油储量，许多长期预测都表明将来世界对OPEC资源的依赖性会越来越大，从长期来看OPEC的石油份额有增大的趋势。因此，OPEC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影响不仅不会降低，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大。所以如果OPEC能够协调好各国的利益，做到行动一致，将油价控制在给定的范围内，应当是一件较有把握的事情。

OPEC原油价格指的是沙特阿拉伯轻油（Arab Light）、阿尔及利亚撒哈拉混合油（Sahara Blend）、印度尼西亚米纳斯（Mlnas）、尼日利亚邦尼轻油（Bonny Light）、阿联酋迪拜油（Dubai）、委内瑞拉蒂朱纳轻油（TiaJuana Light）、墨西哥依斯莫斯轻油（Isthmus）,7种原油市场监督价格的平均价格，O PEC利用这个价格监督国际石油市场的原油价格。OPEC从1999年9月以后开始研究价格带机制，并从2000年3月起开始正式实施这一机制。所谓价格带机制就是事先设定一个价格幅度，如果实际价格超过或低于这个幅度一定时间，就通过调整产量使价格回到设定的幅度内。欧佩克进行的尝试和各国货币当局为回避外汇大幅度变动而介入外汇市场的做法相似。

2000年10月开始，0PEC启用石油产量调整机制，使油价在2001年9月之前都维持在OPEC设定的价格机制带中。但到2001年9月美国爆发“9.11”事件，虽使油价一度上涨，但随后因国际石油市场担心美国经济将受重挫，带来石油需求大幅减少，加上产油国为了维持国际稳定而暂停启用石油产量调整机制，未在需求降低时进行减产，使油价在2001年10月跌至低于每桶20美元，甚至到2001年11月接近16美元/桶。截止到2001年12月底，因为冬季需求增加，且OPEC和非OPEC产油国也确定进行减产，油价才重新回到价格机制带中。2002年底和2003年初由于美伊战争和国际投机力量的双重影响，国际油价一度冲高到33美元/桶。但战争开始后油价迅速回落，此后的半年左右时间里油价基本上控制在OPEC的价格机制带中。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安全形势日趋紧张，重建问题又困难重重，人们担心中东地区动荡局势将进一步加剧，从而导致石油供应紧张，加上世界经济的复苏和O PEC 在2003年9月和2004年4月两次减产，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2003年油价不断振荡上行，2004年4月以后更是一路上涨，完全脱离了OPEC设定的价格机制带。图4.13为2001～2004年11月OPEC一揽子油价走势。应该说在平稳时期OPEC的产量政策效果还是比较有效的。

图4.13 OPEC一揽子价格走势

（据EIA/OPEC通讯社）

4.3.1.2 OPEC原油产量与国际原油价格

原油产量作为供给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对国际原油价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世界原油产量由OPEC和非OPEC原油产量两大块构成，OPEC和非OPEC的产量波动引起世界原油总产量的波动，进而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图4.14和图4.15 分别反映了1960～2002年期间OPEC、非OPEC和世界总的原油产量变化趋势和波动状况。

图4.14 原油产量波动

图4.15 石油产量波动

可以看出，自1960年以来的30多年里，除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苏联的解体，非OPEC国家原油产量出现微弱的下降外，其余时间里非OPEC原油产量基本上呈稳步上升的趋势。世界原油产量的波动主要来自OPEC原油产量的波动（表4.2，表4.3）。OPEC组织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前的原油产量稳步上升，波动较小，但随后的10多年时间里产量波动较大。其中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次大的石油危机，OPEC原油产量处于较大的变动之中；80年代初期O PEC原油产量大幅下降，从而导致世界原油产量发生相似的波动。

表4.2 欧佩克、非欧佩克和世界原油产量波动性统计量

表4.3 欧佩克、非欧佩克和世界原油产量波动之间的相关系数

从图4.16明显地看出，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末，世界原油产量的剧烈波动与OPEC原油产量的波动几乎完全一致。统计分析显示，OPEC原油产量变化与世界原油产量变化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4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的；而非OPEC产量变化与世界原油产量变化的相关系数只有0.278，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由于OPEC和非OPEC共同提供世界所需的原油产量，所以两者之间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两者的相关系数为负（－0.062）也说明了这一点。但由于世界所需的原油产量是随着供需、经济发展等情况而不断变化的，所以两者的这种反向关系很微弱，是不显著的。因此，OPEC原油产量波动是造成世界原油产量波动的一个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进而也是造成国际原油价格变化的原因。

既然OPEC原油产量变动是世界原油产量波动的主要原因，因此OPEC产量变动对国际原油价格的形成和波动起了一定的作用。图4.16反映了1970～1998年期间OPEC原油产量与世界原油价格的变化趋势。

图4.16 OPEC原油产量与国际原油价格

在OPEC原油产量波动的同时，国际原油价格也从1970年初的每桶3～4美元上涨到每桶30多美元。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原油产量稳步上升，原油价格基本上保持稳定，中东石油禁运打乱了石油产量的稳定走势，造成恐慌，使得原油价格迅速上涨。但随后OPEC组织进一步减产，原油价格仍然下滑，显然这就不是供给方面的原因，而主要是由于前一阶段高昂的原油价格造成世界经济的萧条导致需求减少所造成的。所以OPEC原油产量与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动趋势并不呈完全反向变动关系，这也可以简单地说明O PEC组织可以通过调整产量对国际原油价格的走势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并不能完全反映或左右国际原油价格的走势。

4.3.1.3 世界经济活动水平（GDP）与世界石油需求

一般来说，世界经济稳步增长时，由于各行各业扩大生产，需求的能源量相应增加，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企业需要更多的工人或更长的工作时间或劳动强度，从而增加了居民的收入，居民收入的增加有可能导致居民对生活能源使用的增多；相反，世界经济发展不景气时，各行业相对缩小生产规模，导致作为原材料的石油需求量减少，由于各部门生产规模缩小，或减少了雇佣劳动力或缩短了工作时间或降低了工作强度，使得居民收入也随之减少，这又进一步减少了居民对生活能源的使用。所以，能源消费量与世界经济活动水平（GDP）之间存在着正向变动关系。一些文献从实证角度也证实了这种关系的存在性。

4.3.1.4 OECD石油储备与国际原油价格

石油储备在将各种市场波动传送到油价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石油战略储备和商业库存在国际石油市场这个大系统中处于调节总供需量的地位。其数量变化直接关系到世界石油市场进出口量的变化（抛出库存可使进口量减少，购进库存则使进口量增加）。库存的作用相当于一个调节进出口量的“水库”。库存（物流）变化（即库存油在市场上的流量大小与方向）主要受供求差额、库存目标量、经营决策等信息流的制约与调节。它是一个累积性数量，与油价走势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图4.17）。

图4.17 OECD石油储备与国际原油价格

（1）20世纪80到90年代，油价基本处于经库存调节后的相对平稳的收敛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10多年里，除了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的海湾危机中有很短的一段时期出现了每桶原油价格超过30美元的情况外，油价一般都在每桶15～25美元的较小范围内波动。鉴于石油是中短期需求价格弹性极低的商品，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到90年代末的近20年的时间里，国际石油市场是处于OPEC组织和西方石油大公司都无法完全控制局面的条件之下，石油价格应该有相当大的波动空间。而这种大波动没有频繁发生的原因之一，可以说是与主要石油进口国的巨大石油库存储备的存在和合理使用有相当大的关系。

（2）1997年起的油价动荡与同期储备量较大的变化有关

从1997年初开始，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等因素的影响，世界石油需求锐减，OECD国家的石油库存储备量开始持续上升，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库存储备总量在460Mt到480Mt之间窄幅波动的局面。1998年1月一举突破500Mt大关后继续扶摇直上，1998年8月份达到526Mt的高峰。库存量不断刷新历史纪录，反映了当时国际石油市场供过于求的严重情况。虽然库存的迅速增加有助于大量吸收过剩的石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石油价格暴跌的压力，但是油价的急落还是几乎同步而来。到1999年2月，油价跌破了每桶10美元的心理线。这说明在1997年以后制约世界石油市场的大环境条件方面与以前有了很大变化。

（3）如果没有库存调节，油价波动幅度明显增大

有研究表明，即使原来市场处于平衡状态，也会由于经济增长的变化、节能、替代能源的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而使消费行为发生变化，也可能破坏原有的平衡，使油价波动不可避免，并且由于产、消双方调节不能合拍，使得油价有暴涨的趋势，甚至很长时间内不能达到相对稳定状态。且油价波动幅度明显增大，而没有像在可调节库存的条件下出现的油价波动渐趋平缓收敛的迹象。

因此，无论是在过去的相对稳定时期，还是在剧烈变动时期，库存的存在都有助于抑制或缓解油价的过激变化。

因此从长期来看，OPEC原油产量、世界经济活动水平（GDP）和OECD石油储备量是影响国际原油价格最主要、最基本的因素。

国家石油公司的特点及发展趋势是什么？

国家石油公司不同于一般的国有或国营石油公司，不仅是国家所有的公司，而且具有代表国家、维护国家权益、为国家总体利益服务的基本特征。各国成立国家石油公司的背景和目的各不相同，大体上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发展中的石油出口国的国家石油公司，是在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代表政府全面接管所有的外资石油公司，对其资产加以经营管理，并进而发展本国的石油工业，为振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第二类，石油依靠进口的国家成立国家石油公司，是为了打破外国石油公司对本国石油供应的控制和对本国石油市场的垄断，从战略上保障本国的石油供应。

第三类，油气资源国成立国家石油公司，是为了代表政府同外国石油公司打交道，受政府委托经营管理石油资产，收回曾经被西方石油公司廉价占有的油气资源。

国家石油公司的作用趋向于发展并服从于当时政府具体政策的要求。比如，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石油公司，其经营活动常常是从石油工业的低技术领域，即销售部分开始；然后，延伸到相近的技术较复杂的领域中，如炼油；最后，进入最高技术领域的勘探与生产。这成为国家石油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典型模式。

从全球范围来看，近几十年来，国家石油公司的自身规模和实力都得到了加强。这期间，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出于提高石油生产效率、保障国家的石油利益和解决自身投资不足等种种原因，国家石油公司出现了私有化和加强国家控制两种不同趋势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起，石油领域的私有化从欧洲兴起，波及了整个石油领域。英国带头领导了向私有化的转变，废除了英国国家石油公司，转向私营。私有化的倾向很快得到加速和扩展，并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雷普索尔公司、道达尔公司、埃尔夫—阿奎坦公司、新加坡石油公司、加拿大国家石油公司和秘鲁国家石油公司及意大利埃尼集团。

在石油工业私有化运动中存在两种趋势。一种是类似英国、阿根廷石油工业的私有化，是政府放弃对本国石油工业的控制，国家资本退出石油工业，取消国家石油公司。另一种是石油资源国对本国国家石油公司的私有化，反映的是对石油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石油工业的开放，旨在搞活国家石油公司，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加快本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使国家石油公司为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其石油工业改革开放的基本内容为政企分离，对国家石油公司实行股份制改造，使其提高效率和效益，但政府保持对国家石油公司的控制权。上游欢迎外资参与勘探和开发，由国家石油公司代表国家维护石油资源的权益；下游开放油品市场，允许外国公司参与竞争，但国家通过国家石油公司对石油进口和市场价格实行一定的控制，对一部分“包袱”性资产予以出售。种种迹象表明，世界范围的石油工业私有化仍将持续，但是，国家石油公司不但不会消亡，而且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拉美地区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如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秘鲁、厄瓜多尔等，为了振兴本国石油工业，恢复和发展经济，都逐步放宽或解除了对本国能源部门的垄断控制，推出一系列石油业开发措施，积极鼓励引进外资与对外合作。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独联体国家的石油工业开始对外开放，为外国石油公司和资金、技术介入开辟了新的合作空间。甚至像沙特阿拉伯这样自20世纪70年代实现石油工业国有化以来就一直不允许外国石油公司进入本国勘探开发市场的中东产油大国也开始出现政策松动的迹象。上述国家放宽对本国石油工业的管制、开放本国石油市场的做法为国际大石油公司跨国经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

然而，近几年来，伴随着世界油价的不断攀升，尤其是从2003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的石油国有化呼声日益高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无疑是20世纪石油资源国为保护自身石油权益进行斗争的延续和升级。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政府，不断调整石油投资政策，并通过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逐步实现国家对其石油产权的全面控制和石油资源国有化。玻利维亚、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国也积极响应，不同程度的通过国有化加强了对本国石油资源的控制。

综合分析国家石油公司的成功案例，多数都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都有本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做后盾。政府在外交、政策、税收、金融等方面对国家石油公司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同时，国家石油公司代表国家对本国的油气资源进行管理和经营，维护国家权益，利税上缴国家。

其次，都依托上游逐步建立起一体化的产业链条，实力大增。通常石油储产量是国家石油公司的最大优势。世界上拥有石油储量最大的10大石油公司都是国家石油公司。国家石油公司初创之时，下游非常薄弱。以前，国际大石油公司都是在发展中国家开采石油，然后把原油运送到发达国家去炼制和销售。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大石油公司虽然失去了在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油气田，却依然控制着世界石油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石油公司不得不把原油卖给它们。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墨西哥、伊朗、科威特等国的国家石油公司下大力气发展下游业务。它们不仅在本国大力发展炼油和销售，而且还打入欧、美发达国家开拓业务。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不仅在国内拥有6座炼油厂，而且在国外拥有11座合营炼油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德国、瑞典各有一家从事下游的合资公司。下游业务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国际大石油公司。经过20多年的奋斗，上述5家公司的原油加工能力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1998年在世界炼油能力最大的企业中分别居第8、3、10、13和15位。1998年OPEC成员国国家石油公司的炼油能力总计达5.2亿吨，油品销售量达6亿吨，彻底打破了跨国大石油公司把持炼油和销售的局面。

其三，以国际化经营带动公司快速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石油公司打破只在本国范围内“守摊”的局限，先后走出国门，到国际大舞台上去参与竞争。在上游参与全世界油气资源的再配置，在下游争夺、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并以国际化促进上下游一体化。在这方面，科威特国家石油总公司（KPC）、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都是比较突出的。例如，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国际化业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90—2000年，国际业务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比例由零上升至31.3%，并以此带动公司的各项业务和整体实力的根本性改变与提升，在2006年度世界500强中排名第86位。

历经几十年的摸索发展，各国国家石油公司凭借其资源禀赋优势，凭借其多年来在石油技术、人才和管理等方面的积累和储备，凭借其在开展国际合作和跨国经营中的丰富经验，已具备相当雄厚的实力，成为世界石油舞台上一支颇具影响力的“国家队”。

面对未来，国家石油公司除了发挥其上游优势外，都在努力加快一体化进程和跨国经营步伐，调整和改革石油工业结构，增强自身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国际经济形势

2016年国际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的影响

2016年世界经济仍将延续疲弱复苏态势，我国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依然错综复杂，进而影响到国内经济运行和结构调整特征及趋势明显。

从目前形势和发展态势看，今年世界经济运行将呈现以下特征和趋势：

一是世界经济贸易仍将维持低速增长态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虽然在各国大规模刺激政策作用下一度快速回升，但随着刺激政策的退出和作用衰减，世界经济贸易自2012年以来重新回落至4%以下的低增长，复苏动力明显不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10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15年全球经济和贸易量分别增长3.1%和3.2%，预计2016年将分别增长3.6%和4.1%。但从去年4季度以来各主要经济体的主要经济指标情况看，今年全球经济贸易增速难以明显回升，多数研究机构和国际投行预计今年仅有0.1~0.2个百分点的微弱回升。总体看，世界经济仍处在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各国都在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为未来的经济增长积蓄动能，世界经济在短期内仍难以摆脱低速增长状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期展望，2020年前世界经济贸易的年均增速分别难以超过4%和5%，明显低于金融危机前5年5%和8%左右的年均增速。

二是主要经济体走势将进一步分化。自去年以来，发达经济体总体回升向好，而新兴经济体增速继续回落。从发达经济体内部情况看，美国经济增长较快，消费、投资、出口和房地产形势明显好转，失业率已降至5%以下；欧元区和日本经济虽然有所好转，但增速缓慢，通缩压力较大，经济持续复苏仍面临不少制约。虽然金融危机后3大经济体都采用大规模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支持经济复苏，但欧元区和日本的结构性改革进展滞缓，而美国同时还实施重振制造业战略和出口倍增计划，加大对页岩气等新能源和新技术新产业的扶持力度，通过结构调整进一步巩固了经济复苏势头。从新兴经济体内部看，受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和地缘政治动荡等因素影响，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出现衰退，同时还面临资本外流、货币大幅贬值、通胀上升压力，其他对资源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的新兴经济体也普遍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亚洲新兴经济体虽然总体情况相对较好，但由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导致内生增长动力不足，而外需疲弱又使得传统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增速普遍持续放缓，惟有印度继续保持7%以上的较快增长。

三是国际金融市场调整波动可能加大。由于全球经济走势分化、周期不同步，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也出现分化甚至背离。美联储已经启动加息进程，预计今年仍有两到三次加息行动，而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仍在实行量宽政策支持经济复苏，由此导致的美元资产收益率上升和美元汇率走强将引发国际债市、汇市、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持续调整和波动，特别是国际资本加速回流美国和美元资产，将使得受到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重创的资源出口经济体更加雪上加霜，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有可能在债务过高的经济体诱发偿债危机，进而加大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金融市场稳定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前提，在全球经济复苏势头依然脆弱的情况下，国际金融市场调整波动加大会进一步制约世界经济复苏。

四是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仍有可能进一步回落。在经历了10多年的超级大牛市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陷入供大于求、价格大幅回落的窘境。目前，国际油价已跌落至每桶30美元的低位，与金融危机前高点时的每桶145美元相比下跌幅度高达79%，铁矿砂、铜、铝、锌等的价格跌幅也都高达40%以上。由于以往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攀升刺激能源资源类产品产能规模大幅扩张，而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速持续低位徘徊，大宗商品供大于求的格局短期难以改观，能源资源出口大国为增加收入维持财政收支平衡又不愿减产，供大于求的市场格局将继续施压大宗商品价格，加之美元走强会进一步抑制主要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因此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仍有一定的下跌空间。国际投行纷纷预测，今年石油价格很可能跌落至每桶20~30美元区间，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也有5%以上的跌幅。虽然地缘政治动荡和市场投机有可能在短期推高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但难以改变价格疲软下跌的基本走势。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低位运行将加剧资源出口国的经济困难，对资源进口国虽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但也会加大通缩压力，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弊兼有。

五是全球产业重组和产业链布局调整步伐加快。随着新技术发展和产业化进程加快，移动互联网、可再生能源、物联网、3D打印、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而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金融、商贸、制造、教育、医疗等更多领域普及应用和融合发展将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传统产业将全面转型升级。在全球产业加快重组的同时，依托信息化、智能化、小型化、分散化、个性化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将逐渐取代分工明确、规范严格的标准化大工厂生产组织方式而成为主流，国际分工方式也面临变革。另一方面，美国主导推进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协定（TPP）和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贸易投资伙伴协定（TTIP），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为基础全面扩大市场准入，将劳工标准、环保标准、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中立等新议题纳入谈判范围，不仅为国际经贸规则标准提高设立了新标杆，抬高了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门槛，而且会逐步改变全球产业链布局，对其他经济体产生贸易投资和产业转移的负面效应。

六是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上升。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国际力量对比显著改变，世界多极化更趋明朗，全球治理体系和结构继续发生改变。面对新兴大国的加速崛起，美国等发达国家竭力维护其全球主导地位和既有利益，各国都在调整发展战略和对外关系，各种矛盾凸显，竞争摩擦加剧。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更加频繁，非经济因素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在上升。从目前情况看，中东局势、美俄关系、极端势力的恐怖袭击、欧洲难民问题、朝核问题、伊朗导弹问题等，都有可能出现难以预见的新变化，世界经济复苏也因此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总体看，我国的外部发展环境依然复杂多变。虽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外部发展环境有望保持和平稳定，有利于我国继续发展。但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世界经济仍处在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和变革期，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变化带来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的状况短期难以改观，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的挑战也在增多。

对中国经济五大影响

从目前情况看，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世界经济贸易增长低迷既导致外需拉动作用减弱，也为我国深化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带来新契机。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外贸出口增速持续回落，去年甚至出现负增长，已连续4年未完成预期目标。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今年外贸出口稳增长仍面临不少困难。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寄希望于扩大出口和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是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要适应国际国内需求结构变化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310328,基金吧)，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外贸优进优出，更好发挥外贸进出口对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

二在科技产业大变革背景下，我国既面临迎头赶上的机遇，也不排除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拉大、传统产业面临被技术性淘汰的风险。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加大对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的研发投入力度，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新兴经济体也在大力推进结构调整，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更加重视发展制造业。我国在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领域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制造业领域的传统成本竞争优势逐渐弱化，产业发展进步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若不能有效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就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也会面临来自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激烈竞争。

三是大宗商品供求格局变化和价格回落，既有利于我国降低进口成本和增加能源资源进口，但也会加剧上游行业和企业经营困难。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无论是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还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都会增加能源资源消耗总量。因此，石油等大宗商品供求关系宽松和价格低位运行，总体上有利于保障能源资源供应安全和降低发展成本。但另一方面，在经济换档减速、需求扩张放缓、产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国际市场供应增多和价格大幅下跌也对我国能源资源开采加工等上游行业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生产者价格的持续回落也会进一步加剧企业经营困难，去产能、降成本压力增大。

四是国际经贸规则主导权之争，既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规则制定带来难得机遇，也对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市场开放带来挑战。去年10月，美国主导的有12个亚太经济体参加的TPP谈判最终达成协议，不仅在市场开放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而且在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竞争中立、电子商务、金融等服务业开放等领域设立了新标准，对未来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演进具有引领示范作用。我国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为维护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就必须主动参与推动多边经贸规则制定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也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贸体系变革的新形势，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五是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多变和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也扩大了我国在大国关系动态博弈中的回旋余地。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不断从经济、金融、科技、产业等领域向社会、政治、军事、安全和国际治理等更广泛领域传导，全球利益格局的战略博弈更加激烈，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深刻调整，全球恐怖主义出现新回潮，热点敏感问题频发。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既要坚持原则，妥善处理大国关系，有效应对和管控风险，主动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更要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推进建设，打造对外开放合作新格局，赢得发展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